左传长（经济学博士）
图书不能完全市场化
面对成堆的图书，读书人还会愁眉苦脸地捧腮无书读的感叹，左博士用他经济学家的头脑逻辑清晰地层层分析说：一是图书的结构性问题。即出书者与读书者之间的错位。出版者想赚钱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，就拼命出书，书出的数量越多，价格越高，利润就越大。国家对图书控制的放松，使图书走向市场化。但由于图书的决定权交给了出版者，出版者自身素质的千差万别，就使图书有的找到了读者，有的找不到读者，就出现了过剩。
图书进入市场是好事，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。图书作为知识产品，完全市场化不仅没有可能，也没有必要。因为图书是公共物品，是知识和信息，知识本身其有可扩散性，通过传播，知识本身的价值成倍增长。而知识又不等于一般的产品，它没有折旧和损耗，像孔子的书经过两千年历史的洗礼，价值丝毫未损。另外，由于知识的公益性，也不可能完全交给市场来操作。越是学术价值高的图书，越不能市场化，同时也越难市场化。因为高精尖的学术著作价值上具有超前性和永恒性。图书市场的完全放开，不利于保证文化市场的品位。
喜宏（作家席殊书屋项目总监）
图书出版露出思想曙光
对于中国图书界出现的“思想虚脱”的现象，既是作家又一直从事于图书经营策划的喜宏则意见相左，他认为目前图书界出现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喜人景象。对此现象，他作了乐观的描述。
其中专家写作的大众化是当前较为令人瞩目的一个现象。所谓专家写作的公众化就是专家把自己的学术见解用普通的、大众能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，易于大众接纳。比如《学问中国》，它是学者的论文集，然而却没有学究气，像《沧桑文丛》，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形式表达一种思想成果。不仅在写作上表现公众化，而且编辑方法也在公众化。像刘军临博士的《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》，是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汇集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而最近出版的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，用个人历史回忆录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思，有学术性而没有学究味。
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出版的品味化。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类书籍大众化。由于大众阅读的趣味不再满足于一般知识的了解和普及，要求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政治内涵和背景，今年的图书出版有几个特点，反映自由主义思潮的图书较多，经济读物超越了普及层面，文化随笔畅销，纪实文学向高品味专著发展。
尤其是文学创作比如小说，像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，张洁的《无字》等，都特别关注阅读的效果，思想性、艺术性都很高，但在写作上又不脱离大众趣味。
邱华栎（作家）
垃圾越多从中提炼的黄金越多
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比较引人注目的前卫作家，邱华栎对出版物的评价也出语惊人：图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过是一堆垃圾。我国每年的出版物达到十几万种，然而大多数读者还感到无书可看，无书可读，那说明文化垃圾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了。
现在随笔大行其道，在报纸、刊物上“横行”，为什么？因为刊物需要，随笔成为报刊的“填充物”，然而并未因之数量的庞大而抬高自己的身价，反而因为太多太滥降低了品位。不过，在这个浮躁喧闹的社会里，人们已无法静下心来阅读，更无从体味阅读的快感，一些短平快的文化垃圾便应运而生。文化垃圾的存在，是因为它有广阔的市场。沈从文从20年代到40年代出了49本书，然而留传下来的毕竟是少数，大多数随着历史的烟云而消散。
现在由于文化的多元性，文学也不再像80年代那样肩负太多的社会教化功能，欣赏习惯、阅读口味、文化素质的不一，使大众的文化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，电影、电视、录像、CD、VCD等，使人们不再对图书情有独钟，对图书的苛求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，人们也不再关心“文以载道”什么啦，而更注重图书的娱乐性。
对于中国的前卫文学没有形成主流的认识，邱华栎不以为然。因为前卫文学的特点就是试验性。由于它的无定性并未得到验证，所以它的价值难以评说，这需要时间的检验。但是在中国，前卫文学所要表达的思想叛逆和要追求的陌生化效果远未得到呼应，从而失去它的领头羊地位。思想的锋芒显现不出光辉，形式无论怎样奇巧、旖旎都是灰色的。
邱华栎正努力建造自己的认知世界，关于城市文明、异化的感触等。但是他承认，他的东西经过大浪淘沙，有些变成垃圾，有些会成为金子。垃圾越多，从中提炼的黄金也越多。尽管如此，他还在孜孜不倦地创造他自己心目中的“垃圾”。
本报记者张景华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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